比例的误用

　　有一组数据，我认为是被误用了，那就是在媒体谈到政府机构改革，往往有一部分官员会引用――“西汉时期，7945人供养一个官员，隋朝官民比达到1∶3658，唐朝是1∶3927，元代为1∶2613，明太祖时这一数值为1∶2299，清康熙年间则升至1∶911。”然后，以此比例来谈目前的精减机构的紧迫性。
　　我对目前的发展阶段定义为后工业化时期兼信息化早期，引自一组非常大概的数字来佐证：2007年，中国钢产量为4.68亿吨，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每月增加550万户，网民人数为2.2亿人。
　　我用两组完全不相干的数字想说明一个问题：现实的中国社会形态与汉隋唐元明清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。这两种社会形态里有完全不一样的产业链，清朝以前的古代中国，是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，附属于农业的手工业、商业的生产状况；当今的中国是以工业为主导，商业为核心的服务业飞速发展，并反过来扶持农业的生产状况。
　　要维持这种社会形态的运转，国家应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培养有文化、有技术的建设者，我国目前有一支实力雄厚、相对年轻的教职工队务，这是30年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，是国家之幸。当然，财政要供养这批人员。
　　13亿人所组成的社会要和谐运行，特别是城市化初期的50年，国家的社会团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工会、妇联、青联、社区工作者等都将是在中国社会里，相当长的阶段中能起巨大作用的力量。
　　国家的管理有精细化的趋势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套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“数目字管理”的原始描述。专业的产业项目总有相应的机构出现，如电梯的大量使用以后，由于专用设备涉及人的安全，对电梯的检测就必须设立行业标准，设置质检机构，政府相应要建立部门对这些工作进行管理。
　　我赞成政府机构的改革，人尽其用，服务社会。但是，我不同意用古代中国的“官民比”来作为目前的国家机构改革的标尺之一，因为这样的类比不科学。